德州俱乐部到底是竞技比赛，还是在开设赌场？

在国际上，以德州扑克作为名称的竞技比赛，曾风靡了一段时间，在国内，也出现了好些类似的俱乐部。国内俱乐部一般的模式是，玩家拿现金去购买积分，接着再用积分来进行比赛，俱乐部依据积分的排名，设置对应的奖品。在这个环节里，积分是不能够兑换成现金的，也就是说，俱乐部是没办法达成现金到积分再到现金这样一个闭环的，那为何会涉及犯罪呢？

俱乐部涉嫌犯罪解析

竞技比赛属于生活里的一种娱乐途径，要是缺少财物的输赢，趣味性会显著欠缺，玩家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。就像大学校园举办篮球赛事时，也会拿出一定物资当作奖励。对于竞技比赛里提供物质奖励的行为，我们不能把它认定成赌博。事实上，法律也不强求难做的事，2005年两高发布的《赌博解释》中规定，不以营利为目的，开展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，不以赌博论处。2014年发布的那个《赌博机意见》也作出规定，对于设置游戏机进行的、单次去换取少量奖品的那种娱乐活动，是不会把它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来论处的。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来，要是俱乐部并非是以营利作为目的的，并且带有少量财物奖励的这类行为，是不会被当作犯罪来论处的。

然而，不少俱乐部于经营进程中已然偏离了娱乐的原本意图，为了去追逐高额度的回报，它们渐渐把游戏导入赌博的路径。俱乐部借助设置高额的奖品用以诱导玩家参与竞技，玩家只要乐意充值，在被淘汰以后能够随时“复活”，进而继续参与比赛德信竞技，俱乐部也从原本的游戏模式转变为赌博模式，经营者的行为也就触碰了赌博犯罪。当然究竟是构成开设赌场罪还是赌博罪不能一概而论，依旧要依据在案的证据展开分析、论证，方可得出最终结论。

还有另外一种与之相伴的赌博模式，该模式下俱乐部仍旧是以休闲娱乐作为主要内容，并且也没有设置高额度奖品，然而在俱乐部内部却衍生出第三人收购积分的行为，业内把这种人员通常称作“银商”。对于银商收分行为，在认定赌博犯罪方面实际上是存在一定争议的，不过在实践当中一般会按照开设赌场罪来进行处理。

要是俱乐部跟银商之间存有犯意联络，那么俱乐部以及银商的行为从整体上能够被评价成开设赌场。要是银商的行为和俱乐部之间处于割裂状态，即表明不存在证据去证实银商与俱乐部之间有犯意联络，收购积分的行为仅仅是银商的单方行为，俱乐部对此并不知晓。那么俱乐部由于缺少开设赌场的故意，也就不能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。

然而，银商的行径却需进行单独的评判，究其实质而言，银商乃是为他人的赌博活动给予了支付结算服务，从外在形式上看，满足了聚众赌博的构成要件，并且银商收分一般是在彼此熟识的人员之间展开的，对于赌博的方式是根本无法达成控制的，这也就意味着，将此类行为评定为赌博罪是更为恰当的。可是，此类案件常常会依据开设赌场罪来展开立案侦查，众多犯罪嫌疑人在尚未弄明白罪名的状况下，就草率地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，那么最终的结局也就演变成了开设赌场罪。

2023年4月，叶某租赁昆明市官渡区的某酒店当作经营场所，成立了德州俱乐部。2023年7月2日至7月7日这段时间，该俱乐部在上述地点放置10张德州扑克专用牌桌，以举办德州扑克竞技比赛为名义，吸引不确定的人员充值330元、550元、880元等不同金额来兑换相应数量的积分筹码参加比赛，每天设置1至5名的获奖名次以及对应的苹果手机、参赛门票等奖品，比赛中在第十等级之前如果积分筹码输光可以充值后继续参赛。叶某凭借上述那般方式，借助德州扑克这种玩法，吸纳旁人参与赌博，且从参与赌博人员的充值钱款数额里，收取百分之十当作抽头获取利益的费用 。

一审宣判完毕之后，被告人心里不服从而提起了上诉。二审法院秉持这样的看法：其一，上诉人叶某凭借举办德州扑克竞技比赛当作名义，把苹果手机等这类贵重物品当成奖品，借此吸引那些不特定的人员去充值，以此来兑换相应的积分筹码进而参与比赛，并且从参赛人员的充值金额当中抽取利益以获得好处，上诉人叶某的这种行为是符合开设赌场罪所具备的构成要件的。其二，上诉人叶某在成立公司以后，将实施犯罪当作主要的活动内容，公司处于其控制范围之内，利益归其进行支配，所以本案属于上诉人叶某个人所犯下的罪行。对于赌博犯罪而言，其中用于换取筹码的那些款物，还有用作赌注的那些款物，以及通过赌博赢取的那些款物，都应当被认定为赌资。最后的结局是维持原来的判决。

此类犯罪辩护的难点。

一旦俱乐部被指控犯开设赌场罪，那必然会涉及赌资认定问题。我们都清楚，在司法实践当中，认定赌博犯罪常常简单地唯赌资论，虽说司法解释多次着重强调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要依据开设赌场的时间、参赌人数、赌资、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综合起来去判断。然而要是办案机关依照数额来认定犯罪情节，那我们很难借助司法救济途径来予以纠正，毕竟依照数额来认定并非是一种错误的入罪方式。

赌资判定了最后的量刑情形，在实际操作当中对赌资展开计算时，是依据积分换算成与之对应的现金进而进行计算的。众多俱乐部存有赠送积分的行径，其中包含一些银商也会赠予一些积分给好友，倘若这些积分不予以细致甄别，鉴定机构定然会把此纳入赌资认定范畴之内，最终也致使量刑方面不合理。

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，2014年时出台的《赌博机意见》明确表示，在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相关案件之际，需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对此重点打击的对象是赌场的出资者以及经营者。对于那些受雇佣从而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、望风看场、发牌坐庄、兑换筹码等一系列活动的人员，除去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，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追究其刑事责任的。那么，这其中的这一条款究竟能不能适用于俱乐部的一般工作人员呢？能够这样做是没问题的，尽管在赌博机案件跟俱乐部模式之间，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，然而在刑法范畴里，并不对有益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加以禁止，而且还把针对赌博机的司法解释应用于俱乐部的赌博花样，这属于扩大解释，照理是不应予以限制的。不过在实际情况里，其实存在众多工作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状况。